③ 事实上，离开了孔子与战国儒家的自我理解以及墨家等其他各家对儒家的批评，单纯去追索儒的字源意义，是没有意义的。

但从这些批评之中也能看到战国儒家各派的某些特色，如战国的儒学传统，就其一般特点而言是重视《诗》《书》，就其不同派别而言，有些儒者重视外在衣冠，有些儒者沉默少言，有些儒者轻视实际事务等。然观其所用，这里的批评都未涉及子张、子夏、子游的思想，其所批评者都是这些学派的衣冠饮食等生活方式。

此外，我们知道荀子在此篇中也批评子思、孟轲的传人为沟犹瞀儒。曲辨就是辩证的治国之法，从礼义入手，看起来好像不是直接指向目的，却可以收获广泛的治国效果。儒者则主张社会分工，君主的职分是领导人，任用不同的人作不同的事。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是礼义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儒者若不任官职，由于他们讲学求道，在民间亦会得到人民的尊重。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68] 该著在陈修斋先生去世后于1994年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他的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已经非常接近他在《单子论》的说法了。他在1671年末一封致阿尔诺的信中写道：物体的本质并不在于广延，也就是说，并不在于大小和形状，因为空的空间，即使是有广延的，也必定不同于物体。这是因为在必然命题中，当这种分析不确定地持续下去时，它就达到了一个相等的等式。[⑨]莱布尼茨一生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改进和阐释他的形而上学，先后写出《形而上学谈》（1686年）、《形而上学勘误与实体概念》（1694年）、《新系统》（1695年）、《形而上学纲要》（约1697年）、《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推论》（1712年）、《论实体链》（1712—1716年）和《单子论》（1714年）等形而上学论著，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充分发挥其形而上学对其百科全书式的综合科学的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这样一个根本的学术目的。

由此看来，那种将中年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思想与晚年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思想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早期莱布尼茨形而上学思想对后期莱布尼茨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是否认不了的。[66] 上个世纪50年代，陈修斋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研究西方哲学史时，深感苏联哲学界的教条主义、尤其是日丹诺夫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为纲的哲学史定义的弊端。

莱布尼茨在其晚年（即1716年6月）致克拉克的一封信中写道：充足理由和无法分辨者的统一性这两条伟大的原则，改变了形而上学的状况，形而上学利用了它们已变成实在的和推理证明的（demonstrative）了，反之，在过去它几乎只是由一些空洞的语词构成的。但这种力，正确地说，是只在实体本身之中的。神学（包括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⑦] 参阅玛利亚·罗莎·安托内萨：《莱布尼茨传》，宋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7、506页。

他在《反对无神论，礼赞自然》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赞同那些复兴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并且被罗伯特·波义耳巧妙地称之为微粒哲学家的当代哲学家们，例如伽利略、培根、伽森狄、笛卡尔、霍布斯和迪格比，他们主张在解释物质现象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无必要地求助于上帝或者任何其他的非物质的事物、形式或质……而是尽可能地，一切事物都应当从物体的本性和它首要的性质——大小、形状和运动——中推导出来（参阅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Sä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VI, i （Reihe 6, Bd. 1），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30, p.490）。参阅Daniel Garber, Leibniz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hysics: The Middle Years. I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Leibniz. Ed. by Kathleen Okruhlik and James Robert Brown. Dordrecht: Reidel, 1985, pp. 27-130，以及Robert Merrihew Adams, Leibniz.Determinist, Theist, Idealis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08。[②] 转引自玛利亚·罗莎·安托内萨：《莱布尼茨传》，宋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21] 这就是说，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一样，也认为现实存在的有广延的物体本身由于物质无限可分而不可能成为组成万物的最后的元素和单元，从而不可能构成实体。

在永久存在的事物中，这个理由即是必然性或本质自身（ipsa necesitas seu essentia），而在变化的事物系列中，倘若我们先验地想象它是永恒的，这个理由就将是某些具有优势的倾向，一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在那里，这个理由并非强制，并非具有绝对的或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其反面蕴含有矛盾，而只是倾向。并且强调指出：事实上只有实体的原子，也就是实在而绝对没有部分的单元，才是行动的根源，才是构成事物的绝对的最初本原，而且可以说是把实体性的东西分析到最后所得到的元素。

他写道：在实际有实体性质的东西中，全体是诸多单纯实体或诸多实在的单元的总合或结果。为了进一步突出和强调形而上学的力的实体性，他还对他的能动的力（vis activa）与经院派（scholis）所熟悉的能力（potentia）作出区分。

王复即陈修斋先生的好友王太庆先生，因为他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只能署名王复。原载《莱布尼茨早期形而上学文集》，段德智编，段德智、陈修斋、桑靖宇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i—xlix页 进入 段德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形而上学 莱布尼茨 。本文集的第一部分，即阐释莱布尼茨实体学说的部分，共含有7篇著作。[51] S.杰克·奥德尔：《罗素》，陈启伟、贾可春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页。在莱布尼茨看来，事物的偶性之所以区别于个体实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66]他不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奋力翻译出了《人类理智新论》（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和《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面校改了《新系统及其说明》[67]，而且还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莱布尼茨》（陈修斋、段德智著）一书。

有人认为既然上帝是依据完满性原则来创造我们这个最好世界的，则他在这一创造活动中就是被强制的。提出统一学校制度，主张普及初等教育，扩大学科的门类和内容，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得知识。

）其三是莱布尼茨在《新系统》中用某种和感觉及欲望相类似的东西来表达实体形式和力的本性。[43]其实，早在20年前，莱布尼茨就在《论不可分辨者原则》一文中就高度肯定了不可分辨者原则的形而上学地位。

相信我国大多数学者在阅读了莱布尼茨的这些早期形而上学著作之后，对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思想也一定会有罗素那样豁然开朗的感觉，也一定会像罗素那样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我们追随罗素，强调莱布尼茨早期形而上学思想对于其后期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础地位或支撑作用，强调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思想是在其早期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础上拔地而起的，并不是在否认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思想的创新性，而只是在强调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思想是在其早期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进一步系统化的。

其所著《神学院的第一哲学》被莱布尼茨称赞为一本最为卓越的书。（参阅汪子嵩：《我们需要这样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序》，载段德智编：《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页。他以一种极端的形式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1968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鹤峰县工作。

[⑨] 参阅G. W. 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4, Herausgegeben von C. I. Gerhardt,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8, p.469。莱布尼茨在《形而上学谈》中在阐述其有形实体和个体实体概念时指出：没有两个实体完全一样，而仅仅在号数上不同，有多少实体也就有多少宇宙，其所阐述的其实也就是这样一项原则。

如果说适用于结论的必然性的是矛盾原则的话，则适用于结果的必然性的则是充足理由原则和完满性原则。后来，在《神正论》中，莱布尼茨对无差别状态和无差别的自由作了更加充分的批判。

11.《自由与同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自发性》，段德智译。1978年报考陈修斋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二进珞珈山，追随陈修斋先生，走上了研究莱布尼茨的学术道路。

（《形而上学谈》第8节。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一个努力之于运动，一如一个点之于空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莱布尼茨尽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位形而上学家。[47]尽管如此，《论万物的终极根源》（1697年）依然是莱布尼茨充足理由原则生成史上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一篇论文。

因为这虽然说到了这只是‘过渡或转变接踵而至的东西，但却并未解释它究竟在于什么以及过渡或转变所造成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早期（1680—1698年）与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年时期大体相当，其上下限也比较接近。

他们分别承担的翻译工作如下所示： 1.《形而上学谈》，段德智译。贺麟先生曾审读了全稿，并提出了若干条重要意见。

并全然超越了纯理论，扩展到广泛的实际事务：从法制改革到教会重组，从外交和实用政务到机构改革、技术改进、科学协会的创办、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图书贸易。参阅G. W. 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4, Herausgegeben von C. I. Gerhardt,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2008, p.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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